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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金融缺口的提法，是看出了传统货币政策分析框架的问题所在，即没有将金融部门考虑在货币供应的范围内，也没有考虑金融部门在货币乘数中的作用。”前一位认为中央银行目前还需要相机抉择的经济学者对本刊记者指出。前述投行经济学家则认为，所谓适应中国实际规则当中的“金融缺口”，这也是现实操作当中会面临的挑战之一。“西方发达国家至今没有把房价、股价等资产价格纳入到通胀当中，除了理念问题以外，也许还有一个问题是，资产价格波动过于剧烈。所以，货币政策要做逆周期调节，面对高频变化的金融缺口的话，做起来应该是很难的。”但他同时指出，这种货币政策要关注资产价格的理念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这位银行交易员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宏观政策有多个部门实施，人民银行也兼顾多重目标的背景下，适当通过利率规则来简化政策目标，可以完善宏观调控的专业化分工，降低干扰。“这是货币政策有规则的好处。而为了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金融稳定，中央银行对利率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可以由其他机制和部门来制衡。”

2.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1）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与美国、欧洲非婚生子女占比高达40%-60%不同，中国非婚生子女占比大约不到10%，因此，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2013年中国结婚登记对数达1347万对，之后持续下滑至2017年的1063万对，粗结婚率从9.9‰降至7.7‰。离婚登记对数从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万对攀升至2017年的437万对，粗离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5.9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3.9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男25岁）。根据民政部统计，2005-2016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24.2%，25-29岁、30-34岁、35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34.3%、9.9%、8.8%增至38.2%、12.8%、24.8%。

据介绍，该办法重点解决按照5年过渡期、允许临时变更建筑使用功能等政策条款，项目改造如何走流程、怎么办手续的实操问题，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本着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政策服务的原则，该办法设计出项目申请、立项、规划、施工、验收以及登记注册等一整套流程规范，在破解老旧厂房转型改造“审批难”问题上，在全国率先给出系统解决方案。在前期摸底、调研基础上，办法将首先在首都31处老旧厂房转型文化空间试点“办照”。

央广网北京7月3日消息（记者任梦岩 周益帆）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国家卫健委今年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近视。低年龄段近视问题突出，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近视率随着年级的升高快速增长。高三年级学生近视度数高于600度的占比达到21.9%。

第一，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体系传导。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中央银行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管理银行信贷规模，从而达到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而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型过程中，通过利率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关键。第二，货币政策的操作框架需要考虑到中国银行体系的结构性特征。中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和资产均主要集中在大银行，大银行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均掌握了定价权，中小银行是银行间市场融资链条的末端。大银行在资金市场的强势、大企业在信贷市场的强势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并且使得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非对称性，即货币宽松导致信贷扩张的效果超过货币紧缩导致信贷收缩的效果。